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特别提到落实诉讼终结制度，实行诉访分离，即彰显改革者虽已看到源自中国古典与革命法治传统的信访制度隐含现代互动法强化沟通的精神，但实际上对于终审裁判的稳定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更不利于审判中心政策的落实，因此纵使难以割舍，也要把这部分法治元素优先落实。

作为知识的法教义学需要以一国的实在法规定为基础，在塑造过程中会受到本国经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显现出特色。（二）法的安定性与法教义学 法教义学如何促进法的安定性？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判断与两个根本前提。

另一方面，宪法原则又体现了特定法秩序最根本的价值—目的，合宪性解释就意味着取向于这些目的。[12] 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形成，就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它为法教义学的体系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例如，对于我国物权法第16条规定的不动产登记簿制度，存在着推定力和公信力的解释之别。[1]Rechtsdogmatik亦被译为法释义学法信条论。[61]如民法上的缔约过失、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等教义学说，经过经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比较稳固的体系，对这些概念的理解牢牢地受到通说的约束。

除了塔玛纳哈的列举，公认比较完整的是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八项内在道德，即普遍性、公开性、禁止溯及既往、明晰性、不得自相矛盾、不得颁布超出人们能力之要求的规则、稳定性、官方行为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二、法教义学与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 （一）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 与人类追求的其它任何政治理想一样，法治也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工伤认定仅确认了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并非是对申请救济不停止执行的否定。

在单行法未明确规定的情形下，直接以该条规定作为裁判理由，不具有充分说服力。法律上的根据是《立法法》第93条(修订前第84条)的规定。【摘要】 过渡法是解决新旧法冲突、确定新旧法效力范围、指引特定法律关系援用新法或旧法的法律适用规范。二是面对新旧法适用选择的具体案件的不同发展阶段。

此外，有利于当事人的法律溯及支持适用新条例的适用，隐含的一个必要条件：个案中仅存在国家和与之相对的另一方私主体，而不存在利益竞争的多方私主体。在法律无特别规定时，一般坚持的不溯及推定，即对法律的溯及力有疑时，推定为不溯及。

工伤认定作为典型的行政确认行为，并没有为相对人创设需要执行的具体义务。二是既作为法律评价完成后的产物，又是等待法律评价的对象。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相比2003《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旧条例)，对工伤待遇的计算标准作了重大调整。另外，这种主张还有强有力的司法实践支持。

以工伤认定为代表的确认型行政行为，以及私人侵权、国家侵权司法认定行为，与后阶段的损害救济，分别处理不同法律关系，指引二者选择新旧法的连接点，应区分考虑。新条例生效前社会保障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但针对工伤认定的生效判决在新条例生效后才作出的情形，工伤待遇确定究竟适用新条例还是旧条例，缺乏明确的指引规则。二是新法生效时已完成、但法律评价未完成的事实。损害救济，如不考虑过错程度导致的责任分担问题，那么应当重点关注损害带来的后果。

(二)损害救济选择新法予以适用的解释 1.新法优越推定原则能被证成。(二)过渡法规则中的连接点 过渡法中的连接点涉及两条时间轴和具体节点的确定：一是新法取代旧法，其中客观的时间节点为新法生效。

其中，法律的安定性、新法优越以及法律适用统一性原则等，属于形式原则(理由)。对既往而言，则有事实自然终结和法律评价终结两种判断标准。

需要立法者作出选择的是，在出现实质原则与形式原则的取向不一致时，立法者对两类原则进行裁量取舍。第31条的规定可以理解为，工伤认定的这两种效力，不受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影响。这一阶段将前阶输送的请求权—义务关系，转化为权力—责任关系，由有权的主体依法确定义务方的给付责任。理由是新条例第31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后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支付工伤职工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新旧法选择背后的形式原则，总体上取决于连接点是从属新法还是旧法。请求权—义务关系与权力—责任关系的内容和客体不同，二者属于不同法律关系。

(三)过渡法中的新旧法选择原理 以上可能的连接点，并不必然对应着唯一的新旧法适用选择。理由在于，工伤认定属于行政确认行为，按照行政行为效力理论，行为一经对外作出就生效。

案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法律评价完成后的两类形态，均是可确定的客观状态，理论上都可成为指引选择新旧法予以适用的连接点。新法即行适用所追求的法律统一性价值，在损害救济领域，也同样重要，这种统一性可体现为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和救济的公平性两方面。

再次是原理性的判别标准。冲突法规范的系属中，借以确定特定法律关系应当适用什么准据法的根据，被称作连接点，其是将范围与准据法连接起来的纽带或媒介，同时反映了法律关系与特定法律之间存在实质联系或隶属关系。

首先，并不存在既得权利因适用新法而遭受损害。立法者在确立过渡法规则时，需同时考虑形式原则和实质原则。过渡法规则的确定，必须选择一个客观的连接点，据此来确定特定法律关系，与新法还是旧法存在实质关联。如存在反对按照形式原则的实质原则，则需要查明，该具有优先性的实质原则，是否已经为立法者所明确，否则，裁判者不得直接适用实质原则来决定新旧法的适用选择。

这首先是基于待决法律状态，因法律效果未确定有待法律进一步评价而从属新法效力范围的形式逻辑判断。3.反对适用新法的实质性原则(理由)不存在。

新旧法冲突时，如何确定指引选择新旧法的过渡法规则，是法制变革中时常遇到的问题。在个案中明确过渡法规则，必须探寻指引特定法律关系选择新旧法的客观连接点，根据连接点初步锁定案件事实与新旧法的从属关系，并探寻支持适用新旧法的形式原则来确定新旧法的选择。

指引损害救济选择新旧法的连接点，是对损害事实进行认定的确认型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产出的请求权—义务关系所造就的待决法律状态。基于该连接点的损害救济过渡法规则，是新法即行适用。

而保护当事人既得利益和信赖利益等，或维系其他旧法欲确保的价值则属于实质原则(理由)。因此，上述争议引出的问题是，针对与过去相关的事实，在新法改变旧法的情形下，指引选择新法或旧法予以适用的过渡法规则究竟是什么。新的赔偿、补偿法律规则作为立法或政策进化更新的成果，相比不合时宜的旧法规定，应当获得优先适用。该二重属性，使其不同于客观上已终结的事实，也区别于法律效果已确定的法律状态，其本质上仍属于广义的法律评价未完成的法律状态。

救济责任确定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对义务内容的确定，实现救济责任内容的具体化。这种主张的潜在逻辑是，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使工伤认定未完成。

(三)待决法律状态作为连接点 在行为认定完成后，损害救济责任确定之前，可锁定的最终客观环节是法律效果未确定的持续法律状态。在涉及行为认定与法律责任或效果确定可分离的案件中，对于行为认定之后的法律责任或效果确定，是否有必要单独确立过渡法规则取决于，行为认定阶段的产出是否构成待决请求权—义务关系。

每一法律关系新旧法适用选择的确定，是判断连接点与新旧法从属关系的形式逻辑运用和展开价值取舍、利益衡量单独或综合作用的结果。2.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原则应被遵循。